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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分類前端“數據化”： 廣州多策破解垃圾回收“不賺錢”

作者：李振、許琬琳

 

八月的廣州，暑氣難消，除了室外飆升的溫度，飲料、啤酒的消耗量也急速上升。環(huán)衛(wèi)工人王明仁頂著烈日，汗流浹背地將一桶桶垃圾倒入轉運車，卻也眼疾手快，將飲料罐、啤酒瓶分類收儲。

恰是在這個悶熱的午后，飲料罐、啤酒瓶開啟了它們的奇幻漂流——不出意外的話，包括木材、玻璃、塑料等在內的可回收物，將在王明仁的分類下進入可再生循環(huán)系統(tǒng)，重新煥發(fā)生命的“第二春”。

但能夠煥發(fā)“第二春”的垃圾畢竟是少數。據了解，作為一座擁有2000萬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廣州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超過2.8萬噸，其中超過80%要靠填埋處理，16%通過焚燒處理，能夠回收的再生資源每天僅有7300噸左右。

“生活垃圾中蘊含著大量的可再生資源，但限于能力和水平有限，大部分隨著轉運車被運往城市外圍的垃圾填埋場。”廣州市分類得環(huán)境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分類得”）總經理楊靜山如是評價，“它們中的一部分原本是可以擁有二次生命的。”

盡管廣州市自2000年就已開始探索試點“垃圾分類”，在2010年曾逐步推廣實施，至2015年便成為全國第一批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楊靜山依然認為，廣州垃圾分類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垃圾分類所需的配套政策、法規(guī)依然有大量缺失。

如何破解“試點早、收效小”困境？受訪專家表示，僅靠號召和法規(guī)是不行的，必須要通過機制創(chuàng)新引入社會力量、市場資源。在《21世紀經濟報道》走訪垃圾分類試點實地后發(fā)現，廣州實際上已經探索出一條“政企合作”模式。

垃圾回收的賠本生意

一份來自廣州市城管委的數據顯示，在廣州最終進入垃圾填埋、焚燒處理廠的生活垃圾中，餐廚垃圾占35%、果葉占17%、塑料及橡膠占21.3%、紡織物占13%、紙占9%、磚瓦占2.6%、玻璃占1.2%。

“實際上，垃圾只是放錯位置的資源。”垃圾分類公益人士羅建明對《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在上述垃圾中，餐廚垃圾、果葉、塑料及橡膠、紡織物等可通過分類后進行綜合利用的約占87%。這一數據顯然與當前廣州可再生資源回收量相差甚遠。”

一位主張垃圾分類的業(yè)內人士表示，西方國家在垃圾分類上已經證明，只要垃圾分類做得好，實際上是不需要上那么多垃圾焚燒項目的。“垃圾分類一定是控制總量最好的方法。”他說。

一方面“垃圾圍城”，一方面卻又將大部分可再生資源填埋、焚燒，廣州在如此矛盾下催生出垃圾分類的社會化探索。

廣州市再生寶玻璃回收處理有限公司（下稱“再生寶”）就是探索的企業(yè)之一。作為廣州市廢玻璃回收處理項目的第一個試點單位，再生寶從2003年開始便承擔起廣州市一半以上廢玻璃回收再利用的職責。

再生寶總經理梁浩平介紹，歷經10余年發(fā)展后，再生寶已經建立起了相對完善的回收體系。“我們先從學校、居民區(qū)、壓縮站、餐廳酒樓等前端搜集，運入公司分揀站進行分揀，去蓋、去標簽、去雜質后，整個廢玻璃通過流水線最終成為玻璃碎片，最終被送到玻璃廠回爐熔化。”他表示。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觀察，再生寶6000平方米的工廠內堆滿了“碎玻璃”，這座回收工廠恰恰是廢玻璃回收再利用產業(yè)鏈中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一車車經垃圾分類而來的廢玻璃，搖身一變成為百威、珠江等品牌的啤酒瓶。

但如此重要的環(huán)節(jié)，開業(yè)第一年就迎來了當頭一棒。

梁浩平算了一筆賬：前端玻璃回收加工平均每噸碎玻璃銷售510元，企業(yè)扣除86元的稅收和環(huán)衛(wèi)部門約300元/噸的回收成本外，還要支付運輸、人工等多種費用。“折算下來，我們現在每噸都要虧損幾十塊錢。”

投資第一年就虧了200萬元，梁浩平很是不解。在他眼中，“廢玻璃回收本是一項賺錢的行業(yè)”，卻遭遇了“廢玻璃回收越多，虧損越大”的悖論。

同樣的“賠本生意”不僅發(fā)生在廢玻璃回收處理行業(yè)。

“如果單純從生意角度，我們肯定不做，因為收益太低了。”楊靜山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受限于人力成本上漲、利潤稀薄等因素，很多參與垃圾分類的社會企業(yè)都在初期面臨著虧損命運，以致未能充分發(fā)揮出協(xié)助全市分流處理固廢的能力。

從“被動”到“主動”

2015年，在部分企業(yè)向廣州市政府建言后，廣州發(fā)布了《廣州市購買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處理服務管理試行辦法》（下稱《試行辦法》），提出政府對低值可回收物處理實施每噸90元的補貼，擬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扶持相關企業(yè)的發(fā)展。“政企合作”雛形初現。

彼時，廣州市城管委曾多次組織了項目投標。日前，在《21世紀經濟報道》對參與投標的代表企業(yè)走訪后發(fā)現，多數企業(yè)已經擺脫了虧損命運。

但是，廣州“政企合作”模式在初期尚屬于虧損企業(yè)建言背景下“被動”形成，能否復制推廣仍是未知數。

長期關注廣州垃圾分類、廣州市社科院哲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曾德雄分析，垃圾分類之所以成為全國性難題，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可行性問題。

“初期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隨后便遇到了困難。”廣州市垃圾分類促進會秘書長陳健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一是人力不足，二是財力不足，三是各類型社區(qū)差別大。”

以荔灣區(qū)西村街為例，街道垃圾分類工作主要由城管科負責，居委會和環(huán)衛(wèi)站參與。西村街城管科編制只有3人，卻對應著綠化、水務、衛(wèi)生、環(huán)保等多方面業(yè)務，工作繁雜；財力上一樣捉襟見肘，區(qū)財政下撥給西村街的垃圾處理專項資金與維持垃圾分類所需經費的差額是筆不小的數目；加之新舊及高低檔社區(qū)混雜，使得垃圾分類管理條件差異明顯，難以統(tǒng)一。

該如何尋找突破口？

荔灣區(qū)西村街道在綜合分析后，大膽提出了主動引入企業(yè)進行市場化的運作模式，成立了垃圾分類促進中心。

分類得正是這家被引進的企業(yè)。按照規(guī)劃，分類得承擔具備市場化運作的垃圾分類工作，而不能或暫時不具備市場化運作條件的垃圾分類工作，如廚余垃圾等交由街道辦事處兜底推進。

楊靜山介紹，分類得通過與街道對接，把轄區(qū)內所有單位登記起來，并分成九大類。對于會集中產生某種垃圾的企業(yè)，如餐飲小食店產生餐飲垃圾的數量和產生點進行掌握，制作成臺賬，實現垃圾分類前端的數據精細化管理。

效果顯而易見。據2017年數據統(tǒng)計，西村街每天產生生活垃圾約48噸，可回收廚余垃圾3.9噸及低值可回收物3.1噸，實現垃圾減量15%。具體來講，西村街平均每月回收廢木材82.2噸、廢玻璃10.1噸、舊衣服1.36噸，加上街道兜底分揀的廚余垃圾117噸，已占街道產出生活垃圾量的15%，比2016年同期的13%還增長了2個百分點。

從垃圾分類促進中心了解到，以木材為例，2018年6月份西村街從收買佬及環(huán)衛(wèi)工人手中以每斤0.05元（即100元/噸）的價格，共回收廢舊木制品118噸，并以每噸180～200元的價格賣給回收處理企業(yè)。“除去人工、運輸等費用，每月的收入還是很可觀的。”

但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環(huán)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李摯萍坦言，首先限于當前垃圾分類的基礎設施比較薄弱、公民分類意識不到位等因素，“政企合作”實施的效果也不相同。“垃圾分類制度必須由各級人大、政府承擔起責任，通過法律進一步推進。”

實際上，廣州市城管委在6月29日就召開了專項新聞發(fā)布會，其發(fā)布的《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稱，垃圾未分類將由“違規(guī)”向“違法”轉變，通過立法規(guī)范升級垃圾分類制度。 

轉自：廣東環(huán)衛(wèi)